这说的是史文的繁与简，然而所谓驰骋与剪裁却又超乎繁简而涉及历史思想了；这说的是《史记》《汉书》的优劣，然而其批评原则却又超乎于《史记》《汉书》适用于诸史了。又如关于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和争论，在晋、唐之际持续了几百年，终于引发了唐人皇甫湜撰出《编年纪传论》一文。他认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11]此论为编年、纪传而发，其意却又超乎于二体之外，对继出的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亦可作如是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马端临的评论编年、典制二体，他认为：“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2]这几句话，道出了不同体裁的历史撰述承担着反映历史之不同方面的任务这一客观事实。这些评论，多是通过比较、鉴别、辩难提出来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再如自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直至清代的考史学派，对大量的历史文献做了比较、考订，其有关是非、得失的评论，足以形成史学批评的一代风气，即在一件件具体史实、一条条个别史料的考察方面，亦应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这风气之优良方面的历史影响，培育出了一批史学名家。